陳旭光：“全景宏觀電視劇”的特征
去年年底播映的《山海情》《跨過鴨綠江》兩部電視劇可謂引發(fā)全國上下的觀劇熱潮，并收獲了廣泛的好口碑。這幾部電視劇，一部是抗美援朝題材，具有重要時政意義；一部是聚焦國家扶貧的時政主題。雖然這兩部電視劇題材殊異，時空相隔，但它們的某些共同特點卻讓我想起上個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的一個全景宏觀報告文學的潮流。當時一些報告文學“以一種多層次、多視角、多主題、全景觀、全方位的方式，綜合眾多豐富復雜的任務、事件、材料等素材，集中表現(xiàn)某一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” ，還概括了這些報告文學“新聞本質的回歸”“社會學思考”“宏觀全景構架”等特征。現(xiàn)在看來，這些特征仍然可以適用于當下報告文學題材文藝創(chuàng)作。如“社會學思考”在《山海情》中表現(xiàn)更為明顯，《跨過鴨綠江》則是再現(xiàn)歷史并滿足現(xiàn)實之需，貫通的是歷史情懷和現(xiàn)實精神。這兩部電視劇最為明顯的特征，是開闊的視野和一種宏觀全景式的宏大構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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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貴松：我國行政法法典化路徑
行政法的法典一直都是行政法努力的重點，在如何法典化的問題上有兩條不同的路徑。一條路是體系化立法，即按照行政法學的體系設想，將行政法方方面面的規(guī)范統(tǒng)合起來，形成門類齊全、體系完整的統(tǒng)一法典；另一條路是問題性立法。國家在1996年制定了行政處罰法,在“行政許可過多、過濫”時，國家在2003年制定了行政許可法。鑒于“既存在對某些嚴重違法行為因缺乏強制手段處理不力的情況，也存在行政強制手段濫用的情況”，國家于2011年制定了行政強制法。
現(xiàn)在需要什么樣的法典？行政許可法、行政強制法均已完成，在共通的行政行為方面，至少還應當制定行政收費法，遏制亂收費的現(xiàn)象；在共通的行政制度方面，至少還應當制定行政程序法，規(guī)范行政活動的基本程序。與行政收費法相比，行政程序法至少還進入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(guī)劃，行政法學界也有多個草案建議稿?？梢灶A見的是，在規(guī)劃的推動下，制定共通法的做法將得到延續(xù)并加強，除明確指明的行政程序法外，政府信息公開法、個人信息保護法、行政收費法、行政調查法等都應屬于規(guī)劃之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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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少文：完善中國特色國家監(jiān)察體制
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。國家監(jiān)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以憲法法律規(guī)范各項監(jiān)察工作，建立反腐敗工作的法治原則、基本制度和法定程序。這是過去5年改革的重要內容，也是深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績。中國特色國家監(jiān)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實現(xiàn)了國家監(jiān)察全覆蓋，從立法上保障反腐敗無禁區(qū)、全覆蓋、零容忍。法律明確規(guī)定各級監(jiān)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(jiān)察機關，是行使國家監(jiān)察職能的專責機關。中央設立國家監(jiān)察委員會，各地設立地方監(jiān)察委員會，各級監(jiān)察委員會可派駐或者派出監(jiān)察機構、監(jiān)察專員。各級監(jiān)察委員會及其派駐或派出機構、人員的權責范圍由法律規(guī)定。法律列舉了監(jiān)察機關的6大類監(jiān)察對象，將監(jiān)察全覆蓋法定化、明晰化，為具體工作提供法律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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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丙奇：做好校內課后服務有利于整體減負
課后服務的產生，最初是針對部分家長不能在學校放學時接孩子，學校提供看管服務，而不是“一刀切”地要求學生放學后必須離校。不過，究竟怎么做好課后服務，各地的思路不同。有的地方認為，課后服務由存在實際需求的學生參加，其他能在放學后接孩子的家庭，還是到時就把孩子接回家。有的地方則認為，既然推出課后服務，不如全員參加，學生在這個時間段做完作業(yè)，然后再參加學校組織的興趣班，回家之后不再做作業(yè)，或者較少做作業(yè)，不需要再報校外培訓班。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提出“盡最大努力使學生愿意留在學校參加課后服務活動”，這就改變了課后服務只是解決接孩子困難這一定位。通過課后服務，有利于加強中小學生的作業(yè)管理，并打造拓展學生素質的平臺。提供高質量的課后服務，讓學校教育承擔更多責任，有利于實現(xiàn)學生和家長的整體減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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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杉：讓黨史中的寶貴財富融入時代血脈
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是一部凝結智慧的經驗史，更是一部凝聚偉大精神的傳奇史。在戰(zhàn)火紛飛的革命年代，英勇無畏的共產黨人鑄就了偉大的井岡山精神、延安精神；在百廢待興的建設改革年代，敢闖敢試的共產黨人譜寫了“兩彈一星”精神、改革開放精神。在新時代，年僅18歲的陳祥榕烈士那句“清澈的愛，只為中國”的戰(zhàn)斗口號，用實際行動將共產黨人的家國情懷展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。黨史是明燈，更是號角。今天，在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，特別是正處于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穩(wěn)步進軍的關鍵時刻，風險機遇同在、壓力挑戰(zhàn)并存，但黨的百年歷史給了我們開創(chuàng)輝煌開啟未來的決心與信心。唯有系統(tǒng)深入學習黨史，體悟革命先輩身上所展現(xiàn)出的格局思想和為民情懷，帶著發(fā)展中的新問題向歷史探求方法、尋找思路，真正弄懂吃透，才能讓黨史中的寶貴財富融入時代血脈，生生不息、薪火相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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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鉑淳：以語言為抓手構建人類衛(wèi)生健康共同體
語言是人類交際溝通的主要工具，是打破溝通壁壘的有效手段，是文化文明的重要載體。全球語言體系龐大，資源豐富，民族文化和地域風俗各異，價值體系和觀念理念差異顯著，這些都容易造成世界各國人民溝通不暢乃至溝通壁壘的形成。溝通有障礙，世界各國人民就難以相互了解，容易形成誤會，情感難以維系，不利于協(xié)同合作，這勢必會給世界各國人民團結合作制造一定困難，會給人類衛(wèi)生健康共同體的構建造成一定阻力。語言相通是世界各國貿易相通、民心相通、文化相通的基礎，是文化交融的前提，是情感提升的基石，是協(xié)同合作的保障。語言不通，溝通就無法有效開展，缺乏有效交際心靈就難以相通，自然彼此的認同感也會相應降低，認同感低就難以構建友好和諧的交流環(huán)境，而友好和諧的交流環(huán)境是國際合作開展的首要前提和堅強保障，是人類衛(wèi)生健康共同體構建的內在要求和重要支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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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永偉：建立更為完整的數字經濟評價體系
首先，從經濟維度上，我們可以繼續(xù)用GDP來作為衡量數字經濟發(fā)展的主要指標，但應該考慮對GDP指標進行一些適當的修正，作為一個衡量經濟發(fā)展的指標，它依然是很有參考價值的?？紤]到現(xiàn)有的GDP核算不能體現(xiàn)質量改善、福利改進的問題，我們可以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，在現(xiàn)有核算方法的基礎上進行一些調整，并用修正后的指標來作為主要參考。
其次，在用GDP對數字經濟的經濟影響進行測算的同時，應該考慮構建多維度的評價體系，用來綜合衡量數字經濟的影響。數字經濟雖名為“經濟”，但其綜合影響是遠遠超過經濟層面的。
再次，在構建總量指標的同時，應當構建結構性指標，用來更為全面地監(jiān)控數字經濟發(fā)展對于不同人群的影響。盡管總量指標是重要的，但在制定相關的政策時，我們往往需要借助于更為精細的結構性指標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夠更全面地了解誰從數字經濟的發(fā)展中得益，誰又從數字經濟的發(fā)展中遭受了損失，而政策又應該如何對這些影響作出回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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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維昭：中國古代歲朝圖中的風俗美
中國古代的歲朝圖一般記錄年節(jié)前后人們何所取樂以治心，何所紀念以慰情，并以獨特的美學追求和藝術整體觀念描繪民情風俗之美。這種美體現(xiàn)在歲朝圖中主要有三個方面：一是歲朝童戲之治世美；二是歲朝拜賀之孝悌美；三是歲朝清供之順祥美。
治世之美在于以民為本，握道而治，依德而行，萬姓悅服；社會風俗醇厚，百吏肅然，恭儉敦敬而忠信，百姓無饑寒之弊。中國古代歲朝圖這種治世美歲的歡慶場面往往是由童戲渲染的。
孝悌美主要體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：一是祭天祀祖，在祭拜中寄托對祖先的孝思。二是拜賀尊長親友。從孝悌美來看，拜賀族內長輩是盡孝道，拜賀族外長輩是表敬老；詣門道賀親友，則是通情愫。
清供也是歲朝節(jié)的一種禮俗。《周書·武順》有“禮義順祥曰吉”之語。吉者，福善之事；祥者，嘉慶之征。歲朝清供正是以寓意吉祥之物供幾案?！皻q朝清供”由此也成為中國古代畫家鐘愛的畫題，因為歲朝清供圖不僅是文人士大夫清雅之趣的文化寫意，也寄托著士人百姓對順祥美的向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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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江菡：中國傳統(tǒng)園林中“巧于因借”的空間藝術
“巧于因借”，首先體現(xiàn)在中國傳統(tǒng)園林山水結構的總體布局中。山水結構是造園的格局基礎，決定了后續(xù)的掇山理水、園路設置、建筑經營、植物造景等空間的構建與營造。建園之初，“故凡造作，必先相地立基”，相地之時還需“明旨、立意、問名”，使得選址可因借山環(huán)水抱之勢、人文名勝之景，因地制宜，從而確立園林的基本格局。
大至皇家園林，小至私家園林，山形水系的空間布局皆因園林基址的現(xiàn)狀特征而布，借“主人”心中理想自然山水的豐華瑰麗而成。從上古兩周到秦漢時期，山水之勢從因借“弱水”環(huán)“昆侖”，設“靈臺”“靈沼”“靈囿”，確立水環(huán)一山的空間結構，到因借蓬萊海上仙山神話而創(chuàng)“一池三山”池島空間。“一池三山”促進了后世山水布局的空間藝術變革，借自然界中的溪、澗、河、湖、堤、島、洲、渚、山、丘、原等進行空間藝術創(chuàng)造。私家園林格局雖小，但“壺中天地”的山形水系更是因借自然與畫理而設，掇山理水曲折婉轉，變化有致，“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”，甚為巧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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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澤偉：國際法發(fā)展的歷史分期
基于不同的標準，學界對國際法史可以進行不同的分期。筆者主張以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為標準，結合國際法本身發(fā)展的特點，把國際法的歷史分為以下四個時期。
一是國際法萌芽期（遠古至1648年），它從古代國際法的遺跡開始一直到1648年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》簽訂之前。二是近代國際法（1648—1914年），它始于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》的簽訂，止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爆發(fā)。三是現(xiàn)代國際法（1914—1945年），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開始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。四是當代國際法（1945年至今），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為起點，一直到現(xiàn)在。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使人類經受了更具毀滅性的災難，國際法體系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。然而，戰(zhàn)爭并沒有中斷國際法的發(fā)展。相反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后，國際法迅速得到恢復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前的情況相比，還有了明顯的新發(fā)展。
“學術卡片”欄目所摘選的文章，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、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(tǒng)（iWaes系統(tǒng)）、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，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、最權威的研究成果。
